当年“球王”李惠堂是如何看待中国足球的?

作者: 365bet体育投注  发布:2018-12-03

  “这一次看过李惠堂在上海的表演,谁都要摇头。然而李惠堂依然不服气,还口口声声替自己作辩,好像是上海人都不懂得球艺,对他的高深技术,不会领略到。这样不知自量的态度,真是令人又好笑又好气。最近他发表一篇大文《在上海所得的印象》,更说得丑态百出……他说别人对于胜负两字看得太重,踢得不好,便要攻击。其实喜胜恶败人之常情。踢得不好,还要人赞他捧他,恐怕只有李惠堂的御用记者才能够说违心的线期《娱乐》周刊上所载《李惠堂恼羞成怒大发牢骚》一文中内容,作者署名为“舒”。该文配了副标题,竟为“足球踢得不好,竟怨人不替捧场”。

  原来,几天前李惠堂率“世运足球队”(即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中国选拔队)在热身赛中2比3败于上海租界洋人组成的西联队,《娱乐》杂志痛批中国队骄兵必败、阵线排列错误等,称李惠堂“确已老了,球艺也退步许多”。

  在比赛中,中国队获点球,李惠堂罚球遭扑出,一时忘了规则,上前补射,被判犯规。《娱乐》杂志指责道:所谓球王,也不过如此而已!

  李惠堂在报上撰文辩解,认为不必太看重胜负。没想到《娱乐》认为李“不服气”,态度更加恶劣,转向开骂。

  塞罗那队,在357场比赛中进356球,该纪录直到2014年才被梅西打破。

  因“五卅惨案”,香港经济一落千丈。李惠堂携妻子廖月英到上海,加入乐群队(1年后更名乐华队),一边在中华人寿保险公司兼职。

  李惠堂后来写道:“那时上海踢球和看球的味道都与香港有点不同,上海球员好盘弄,施展浑身解数,卖弄花巧以娱观众,或把球踢到半天高……后来从踢球正规晓喻,纠正了上海许多缺憾。”

  1926年,李惠堂率乐华队参加了上海最高水平的史高托杯联赛,击败了9届冠军腊克斯队,第二年,乐华队在上海夺取三大杯冠军。此后李惠堂随队出战菲律宾,取得6战4胜1和1负的战绩,又赴南洋、澳洲比赛,均取得佳绩。

  1930年,乐华队访欧,因安排失当,未能接战,只得转访南洋,奔波辛苦,球队出现纠纷,李惠堂回了香港,乐华解体。

  1935年全国运动会,李惠堂代表香港队以19比0战胜安徽队,李一人独中16元,在决赛中,他又连进3球,最终3比1战胜广东队。

  据《娱乐》1935年第18期报道:“本届全运会中,最受观者欢迎者为足球与游泳,而收入最佳者当推足球。大会收入的十一万元中,至少有四万元是足球的力量。”

  取胜后,李惠堂说,“被盈千累万的球迷所包围,个个要求签名……我看看大时钟,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站上一个半钟头做签名的苦工了”。

  1936年,中国足球队参加柏林奥运会,连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都认为能取得佳绩。

  不过,据1936年第25期《娱乐》报道,一位来自香港的西方球员认为李惠堂已过巅峰期,技术有所下滑,他说:“君不见其最近表演乎!除射门而外,殊未见有若何奇术,此种‘立而待功’之策,用以应付世运各足球队,恐不适宜。”

  李惠堂善诗文,在各报开有专栏,此时正因《在上海所得的印象》一文引起众怒,4名记者甚至联手告李惠堂是职业选手,无资格参加奥运会,选拔委员会主席马约翰不得不表态:将彻查,如违规,必剥夺李的资格。但李惠堂最终还是去了柏林。

  当时奥运会男足比赛取单败淘汰制,中国队抽签不利,正碰上英国队。上半时孙锦顺入一球,被判越位,下半场中国队连丢2球,铩羽而归,国内舆论一片哗然。

  多年后,孙锦顺仍认为是裁判误判导致输球,但李惠堂在《谈中西足球歧异之点》中坦承:“他们(指西方球队)的练习是持之以恒,不似东方的队伍多是恶劳好逸、十寒一曝的……如果上半场胜人家的球数不多,则下半时便支持不住。”

  在文章中,李惠堂反复指出,西方足球职业化程度远超想象,中国队不补足短板,永无获胜希望。

  事实上,当时中国队与欧洲水平差距明显,有人发现,那支英国队全由业余球员组成,连第四级联赛都没参加过,赛前临时组队,甚至没怎么战术配合过,而中国队在柏林已休整2周。

  奥运前后,中国队与几支欧洲队交过手。在法国,与红星队(巴黎圣日耳曼队前身)打成2比2,红星队希望李惠堂加盟,月薪2500法郎,转会费2.5万法郎。此时李惠堂已31岁,已有退役之意,未同意。

  此外,中国队3比8输给德国法兰克福,2比4输给奥地利维也纳快速,0比11输给奥地利阿德米拉,3比2赢了瑞士赛威特,2比5输给英国水晶宫,3比5输给荷兰阿贾克斯。

  特别是0比11输给奥地利阿德米拉,李惠堂感慨说,对手速度快、配合好,中国队绝非对手。

  可见,当时中国队水平与欧洲队差距颇大,“惜败”“遇到黑哨”等说法纯属无聊。李惠堂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:“我国人心理,靡论其为观众,靡论其为运动员,对胜利对虚荣殊有过于重视之嫌,较之于外人之确能胜败如一,其精神相去,殊不可以道里计。”

  1941年12月,日寇占领香港,强令香港足球队办赛“庆祝”,李惠堂借口腿伤,拒绝参赛。第二年5月,汪伪政府要李惠堂率南华队参加伪满政权举办的运动会,李惠堂化装逃走,先后在重庆、柳州、桂林等地组织义赛100余场,赈济难民。他为此写诗道:

  传说李惠堂一生共踢进1000多个球(一说2000多球),他每有进球,必记录在日记中。可惜当年逃离香港时日记均散失。

  网友“八球球”搜集了李惠堂参加过的全部正式比赛场次,只有758场,其中有详细记录的219场,李共进253个,场均1.16个,按这个进球效率,进球数肯定无法破千。

  1948年,李惠堂作为教练,率中国队参加伦敦奥运会,在单败淘汰制中遇土耳其队。赛前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搜集了对手的详尽材料,交给李惠堂,可中国队还是以0比4告负。

  1953年,李惠堂任领队,率“华联足球南游队”远征东南亚,没想到球队刚到码头,就被扣住。警方在球队行李中发现大量毒品,李惠堂被判5年徒刑。经各方活动,李惠堂出狱,缴纳5万港币罚金后,被驱逐出境。

  见李惠堂走投无路,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,并任命李惠堂为足球队教练。李惠堂带队拿过两次亚运会冠军,还第三次参加了奥运会,却惨败而归。后担任过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和国际足联副主席。

  贩毒案昭雪后,李惠堂晚年回香港定居。1979年7月4日,糖尿病瘫痪多年的李惠堂去世,终年74岁。

  1905年,李惠堂生于香港大坑村,据他的母亲说,他在襁褓中即有“非皮球不欢的特性”。4岁时,李惠堂随母回老家广东梅州市。

  早在1873年,足球便已传入梅州。梅州多学堂,在此传教多年的法国神父赖里查斯说:“按照人口比例来说,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,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。”各学堂均设体育课,踢足球是“每天都有的课外活动”。

  李惠堂自己说,“我在小学念书时代,人还只那么一点点高,可是对于足球已经是爱好到有时连饭都不想吃了”。后来小伙伴们都不愿和他踢,李惠堂就自己踢,他说:“一个人也许踢得更劲一些,因为一个人踢球最好的一点是没有人抢球,球能够老是在自己脚上踢着。”

  10岁时,李惠堂回到香港,每天一放学,便冲进球场去看比赛。因在人群中乱钻,有时被人骂一顿,甚至打一顿,也不以为意。

  12岁时,年近70岁的外祖母从中山县来香港,回去时,父亲要李惠堂把老人家送上船。外祖母乘黄包车,李惠堂坐电车,约定在码头会面。没想到李惠堂刚到电车站,看同村伙伴们正踢球,一时技痒,竟下场参赛。外祖母等不到他,挥泪而去。事后李惠堂却和父母撒谎说,已将外祖母送上船了。

  15岁时,父亲生意需帮手,李惠堂只好中断学业。因常偷着去踢球,屡遭父亲“痛刑”,可“打骂尽他打骂”,李惠堂照踢不误。

  17岁时,香港南华体育会为培养新球员,发起夏令足球赛,场地就设在李惠堂家的村口。父母出入皆可见,有时驻足观望,一来二去,居然养成看球之癖。李惠堂的队取得冠军,每人获一枚真金奖章,父母从此不反对他踢球了。

  李惠堂与同队四五人入南华乙队,因他身高1.82米,出任中锋,由于“合拍不得人”“竟犯了好盘的毛病”,前半年表现不佳。但有前辈认定李惠堂是奇才,赛季末调他进甲队,第一次打正赛,李惠堂颇怯场,幸亏表现尚可,站稳了脚跟。

  1923年5月,李惠堂随南华队参加第六届远东大会(亚运会前身),帮中国队第五次蝉联足球冠军。8月,李惠堂随队赴澳洲,共赛24场,全队进63球,李惠堂一人进31球,其中4战澳洲队,李惠堂进了4球。他的9号球衣引起轰动,后来他加入上海乐华队,仍穿9号球衣,据《上海足球》报道:“王(的球衣)恒为9号,故南洋各埠,不论球人球迷,不论男女老幼,无人不知9号之英勇,也莫不为视线集中之焦点,李惠堂三字反不及9号之无人不晓。”

  1924年,南华队代表中国队在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上卫冕。对日本队时, 李惠堂进两球,对菲律宾队进3球。菲律宾队中有传奇球星阿尔坎特拉,曾加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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